清末进士张履谦生平探秘
进士是我国历史上的最高学位。
敖汉人张履谦在清末考中了进士，而且是自有科举以来赤峰地区考中进士的二人中的一人。
因而可以说张履谦是赤峰人的自豪，更是敖汉人的骄傲。
今年恰好是张履谦中进士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清朝的进士，我将多年来探寻和研究的成果撰成此文，为的是让大家更加完整系统地了解张履谦其人其事及家族和后人的情况。
我探寻和研究张履谦的生平还有一个缘故。
那是1998年的初春，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由内蒙古政协文史委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赤峰人物·敖汉卷》，这是一本记载敖汉近现代历史上有成就的名人的志书，因为书中记载的人物中有我的一个姥爷，他是清末的进士，我很想看看书中对他的记述。
我翻开这本印制精美的书，查过目录，直接翻到第326页，在这页我读到了对敖汉旗清朝进士张履谦的记述，内容如下:张履谦(1853年—1949年)字六吉,蒙古族,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村人,1888年中进士。历任热河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陕西宁陕县知事,陕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96岁卒。
读了这段仅有73个字的记载后，我疑窦顿生，书中记载的他的民族、中进士的时间、籍贯和去世年龄都和我所掌握的情况大有出入，思绪把我拉到了3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第一章
疑团引起的追思
那是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红卫兵小将们冲锋在前，“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喊的震天的响，喊声中扒了寺庙，烧了旧书，揪出了“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间“红旗漫卷西风”，“祖国山河一片红”。那年我仅9岁，不懂得政治，只觉得好玩，看大人们分成两派，戴着臂章和红卫兵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武斗，挖地道，埋地雷，开批斗会，大串连，上街游行，让我们这些小孩们看着特过瘾。
我读书的新惠一完小也停了课，因为老师们也被揪出去批斗了。我们这些无学上的孩子就整天的满街里疯跑，追着看武斗。没几天我的父亲石润溥便也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和“内人党”给关进了他工作的单位食品公司的“群专”（注：指群众专政）里，父亲被关了，家里就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因为父亲成了“阶级敌人”，我也就成了“黑五类”，觉得自悲，便不再出屋。时间不长，父亲单位被关的一位姓赵的叔叔跳井自杀了，所有被关者的家人都提心吊胆。那时人被关了不让家人探望，母亲就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去爬树，因为食品公司大墙外有几棵高大的榆树，在相邻的新惠一完小院内，爬上树就可以看到食品公司院内的一切，大人们曾说解放前大榆树吊死过日本人，我几次到了树下看到茂密的枝叶都感到阴森可怕，但也顾不了许多，我每天要几次爬上那棵大榆树，看到父亲和一起被关的人在办公室前排成一排，背诵毛主席语录，这就说明父亲平安，没出事，便赶快溜下树来，一路小跑到家向母亲报平安，每当这时母亲就舒了一口气。
一天晚上，乌云滚滚，天黑的吓人，那时新惠自己发电，电量很小，电只到晚8点就停了，此刻窗外风声大作，雨跟着也就下来了，一个闪电把屋内外照的通亮，就在那一刻，我和母亲同时看到一个身影站在窗外，母亲一把把我搂到怀里，我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窗外的身影开始敲窗户并小声说：“四姑，四姑，我是润清。”
母亲听出了来人的声音，是我的表哥润清，母亲下地悄悄打开门，表哥进了屋，因怕左右邻居看到，也没敢点灯（注：当时各家都备有油灯），我躲在被窝里听母亲和表哥说话。
母亲说：“你不也被‘群专’了吗？咋出来了？”
表哥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回答说：“四姑，这可咋办，造反派让我交代我大爷和我三叔、四叔在台湾的情况，我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我哪知道哇，不交待又不行，四姑你告诉告诉我吧。”
母亲深思了一会说：“你三叔张钟秀在黄埔军校毕的业，后来参加了抗战。日本人投降后，内战又起，到解放后一直没有音信，我想一定是去了台湾，可详情我也说不准；再说了，如果说他们在台湾，那可是你的亲大爷和叔叔，你这还有好吗！你干脆就说打仗时都死了，死在哪也不清楚，先挺挺吧。你三叔他们如果在台湾也一定是大官了，真要说了你这辈子就完了，还是不说好。”
表哥当时在旗农林局工作，其实他小的时候连叔叔大爷的面也没见过，解放后在热河省农业厅工作，热河省撤销后他回到老家敖汉旗工作，还是在农林局干老本行，任业务股长，“文革”一来，因为有海外关系，批斗也就找到了他的头上。听母亲这样说，表哥说：“四姑，我得赶紧回去了，时间长了他们发现了就不得了啦，我就说我叔大爷他们早都不在了。”
母亲说：“走吧，走吧，天下雨要小心点，前边有口井，要记着绕过去，别走大路，抄医院西边的小路回吧。记住，不管咋着也别想不开，可不能走绝路哇，你四姑父不也在“群专”吗，我就怕你们出事，这不每天让你表弟爬树看看你四姑父在不在，唉，熬吧，谁叫咱出身在大地主家里呢。”
外边打了一个闪，我看见表哥眼里含满了泪，他那年也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人，心里的压力只有他自己知道。母亲打开门，表哥消失在风雨中。
这一宿我们娘俩都睡不着，母亲就给我讲姥姥家的故事，讲姥姥家是东山逃荒过来的，后来日子过大了，家业也就大了，家里有烧锅，也就是制酒的厂子，还盖了三百多间好房子，还说我的二姥爷名叫张履谦，读了一辈子书，31岁考上了进士，和很出名的民盟中央的主席沈钧儒是一起考中进士的，后来在山湾子张家门前还立过旗杆。这以后我出于好奇，不时追问姥姥家的情况，母亲就陆陆续续地讲给我听，所以从那个雨夜之后，我听到了许多姥姥家的事。而且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仍记忆犹新。
因而当我看到了《赤峰人物·敖汉卷》上对张履谦的记述，心中立刻生出几多疑团，因为母亲说过张履谦是1853年生人，他31岁也就是说是1904年中的进士。姥爷家是汉族，母亲说进士死在“大风暴” （注：指土地改革）前，我还记得母亲说过这个进士姥爷娶过两媳妇，娶第二个媳妇时进士已50岁啦。进士姥爷做过大官，是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做官后还曾被人做手脚从热河给调到了陕西，最后死在了那里。
那么根据母亲的一些说法推算，张履谦不应是1853年生人，不应是1888年中进士，因1888年没有过科考，也不应是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人，更不会是蒙古族，也没活到96岁，因敖汉旗的“大风暴”是在1947年12月，这样算来进士去世时不会是96岁。
母亲跟我讲的这些我绝对没记错，但母亲会不会记错了呢？因母亲已于1990年辞世，我无从查考，但我想母亲在家为姑娘时就读过书，识文断字，解放初还教过学，对张家族中这样的大事，她不应该记错。
这样在张履谦身上就出现了很多谜。他到底是什么民族？是什么地方人？他的祖上是谁？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他究竟是哪年中的进士？他中进士后因为什么被人做下手脚从热河调往陕西？他为什么到了50岁时才娶了第二房夫人？他的两位夫人共给他生了几男几女？他的子女和孙辈们现在都在哪里？他是什么原因在哪年去世的？他死后葬在什么地方？现在坟墓保存的怎么样？他还留有什么遗物？一串串问号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产生了破解这些谜团的强烈愿望。
破解谜团
我查了一下最具权威的《赤峰市志》，据《赤峰市志》记载:自有科举以来,赤峰地区共考中进士2名,一为张履谦,敖汉人。另一为胡明杰,宁城八里罕镇杨树林村人。
纵观科举制度，从唐·武德五年始至清·光绪三十年止，科举制度沿续了1298年，这漫长的1300年中赤峰地区仅有二人考中进士，这无疑是赤峰历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更是教育史上必书的一页。
张履谦作为我市二位进士之一,我觉得对他的历史应有更准确、更详尽的记载,这从存史资政、教育后人的角度讲应该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
虽然往事已尘封了100多年，时过境迁，缺少资料和知情者，但从那时起我还是决定搜集整理张履谦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史料,做进一步的考证,破解谜团。
事有凑巧，2000年我从原单位旗农业局调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敖汉旗委员会工作， 2001年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这可谓天遂我愿，工作契合兴趣，兴趣就是工作，于是我接着过去得到的一些线索继续访问。
通过几年的调查、上百次的访问和无数次的史料查阅整理,我很有收获，记录了五万多字的笔记，张履谦家族的来历和张家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张家在社会上做出过的贡献、有影响的族人的事例都基本搞清了。令我不满意的是唯独张履谦本人的资料太少，因张履谦早在1906年赴任外地为官，1908年又去陕西任职,且在解放前已去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国内相继开展的“镇压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出身在这样家族的人可想而知每个人都胆颤心惊、自身难保，互相避之都唯恐不及，更不用说相互走动了，所以张家在敖汉旗的族人虽住的都相距不远，但也不来往，而同被旧中国封建帝王赐封为进士这样身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张履谦的后人就更是不敢同他或家人联系了，甚至都不敢同外人提及，自然也就同张履谦在陕西的儿孙们失去了任何联系。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我前面提到的表哥润清也平反了，任农业局副局长，后于1994年离休。我父亲也挺过了那一段被批斗的日子，平反后又工作数年退休，1977年秋天因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我仅19岁，后事还是润清表哥和振亚表哥帮忙办理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极“左”的思想开始转变，人们不在忌讳家族的历史，很多向姥姥家这种情况的人们对于半个多世纪都不敢相认的族人萌生了寻找解放前后分散了的手足兄弟的想法。
可当张家在敖汉的后人想寻找西安的进士张履谦的后人时，已是无从下手了。因而直到我想考证张履谦时，敖汉旗张家的后人中已没有一个人知道陕西方面张履谦及建国后张履谦后人的任何情况。
没有陕西后人的线索,要想弄清张履谦中进士以后的情况简直难以想象。因为张履谦为官后直到故去，多在陕西生活，在敖汉是查不到这方面情况的,所以必须想办法找到西安方面的后人。可没有任何线索，偌大西安到哪里去询访他们的情况呢？一时难住了我。
意外线索
从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我多次在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村、新惠、赤峰、建平、朝阳乃至承德档案馆寻找线索，但有关张履谦的线索少的可怜。
2002年我从文史委调到政协办公室任副主任，后又任副秘书长，离开了文史工作，但对张履谦的史料查寻并没停止。我就同文史委的韩殿琮主任商量，决定先把收集到的一些情况发表。无奈就将收集到的张家其他轶事整理后先在敖汉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文史》刊物上发表了。
轶事连载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就有张履谦的四弟张修大的孙子、我的表哥在仅看到连载中的一节后就引起了他的兴趣，打电话跟我要全文，我立即把全文找齐给表哥送去。
2003年春节，我去拜年时，70多岁的振亚表哥告诉我,他把全文都看完了，很高兴有个人把张家的历史较系统地写出来，称赞我这个张家的外甥做了一件好事，并说把文章还拿给了振波表哥，美中不足就是对张履谦本人的记述太少了，嘱咐我要进一步找找，尽可能写的全些。我讲我想找西安方面张履谦的后人，但是苦于没线索，表哥一听，想了想告诉我他听长辈讲张履谦的大夫人去世后,张履谦从敖汉旗金厂沟梁镇罗洛沟村老刘家续了二房夫人,老姑娘年龄近30岁，名叫刘惠贤,结婚后不久即由张修大护送去了陕西,因此时张履谦已在陕西为官，此后夫妇及子女从未回过故乡,这和我的母亲的说法是吻合的，而且更详尽，他还说夫人有个哥哥刘宗坦解放初曾去陕西投奔刘惠贤,后来他的弟弟刘宗驰也带着家小从吉林前去陕西投奔刘惠贤,他们都从此未回,但总归西安是应该有后人的。表哥的这番话很有价值，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总算有了新线索。
后来表哥还亲自写了这段情况的说明，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根据表哥说的情况，我推算了一下，目前刘宗坦、刘宗驰也应是90多岁高龄之人,是否还健在也未可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刘宗驰的儿女们还生活在西安吗？有没有迁往它处？50多年了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呢。陕西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准确线索,怎么进行查访呢？这一个正月我苦苦思索,最后我想最好还是从刘宗坦的老家敖汉旗金厂沟梁镇罗洛沟村访起,我觉得夫人老家总是会有后人的吧，只要后人中有人能记得刘家有个30岁的姑娘嫁给了一个进士，他们或许就会提供有关西安方面有价值的线索。
艰难的查访
2004年是敖汉旗政协七届委员会的换届年，七届一次全委会在2004年1月1日召开，赶在春节前开完了，这样一改往年春节后开全会，整个正月都忙着准备会议材料的状况。因春节前已开完会，整个正月也显得特别轻松，这到正好给了我一些时间来做调查有关进士的事。
2004年4月12日，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找出《敖汉地名志》，从上面查地图,我从地图上查看到刘宗坦的老家敖汉旗金厂沟梁镇罗洛沟村民组属段木梁村委会所辖,我想找到村委会的电话号码，于是打电话问金厂沟梁镇政府，接电话的秘书说段木梁村委会没有电话，只有小学校有电话,我想也行，在小学校里找人问问也可以，或许会有人知道。再说老师都是文化人，进士也是文化人，也许他们会热心的。
我按秘书给小学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到段木梁村小学,还好接电话的人是校长王志刚,我同王校长说明我要找一找刘宗坦在罗洛沟村的亲属,巧的很,这位校长家就是罗洛沟村的,同刘家也有社会关系,得知我是为查访进士张履谦的资料时，王校长很热心,说对金厂沟梁出过进士有所而耳闻，答应帮我找一下线索,接下来是等待。
7天后,当我再次打电话时,他说他问过了刘家所有的亲属,只是有人讲文革前的1960年前后刘宗坦的弟弟刘宗驰有个儿子叫刘承铭曾来过一封信,记得刘承铭信上写的地址好像是叫陕西西安航空学校,此后40多年中一直未有任何联系,目前对西安方面可以说一无所知。
陕西西安航空学校，我心中划了一个问号，仅凭40多年前的一个地址能找到吗?我觉得只有找到这个学校，才能找到刘承铭，也就有可能找到张履谦的后人，这条线索很宝贵，一定要抓住不放，无论如何要查个水落石出。
但有了这条线索也犯难，你想，去西安找显然不合实际，仅凭一个名字在诺大的西安是不可能找到的，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觉得又省时间，又不用去西安，而且切实可行。在通讯非常发达的今天首先就是应该利用电话。因为任何单位或个人只要安装电话，邮局就可能有名字登记，有登记就能查到，我决定走这个捷径。
当我查询西安114查号台后,回答是西安没有航空学校,更没有用刘承铭的名字登记的电话,线索中断。看来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心中像是浇了一瓢凉水。
不过我又想，是王校长提供的学校名字不对，还是刘承铭早就不在西安了？如果这样的话，可真就难找了，我无计可施,陷入茫然。
但西安的线索我一直放不下,总是在脑海中转来转去。一天我路过我儿时读过书的新惠一完小,见校名已改为新惠实验小学，不觉心头一震，我突然想到40多年了这个航空学校会不会校名因为记忆不准或改了名字呢?对，还应该在查号台上下下功夫，于是我直奔单位，再次拨通了西安114台,我问西安可有航空方面的学校，接线员回答她知道过去是有个航空技术专科学校,但这个学校是军队建置,没有外线电话,现在也不知还存在不存在。
我又问查号台的同志这个学校过去位于什么位置,她回答说应该在西安劳动南路附近。
放下电话，我觉得有一线希望，但没有外线电话也是联系不上的，西安又没有熟人，如有熟人可拜托查访一下，怎么办呢？我又想到任何一个单位总是归一个公安派出所管辖，那劳动南路一定是有公安派出所的,派出所对所辖区域掌握最全面，向他们问问一定会有线索,我再次拿起电话查到了劳动南路派出所的电话号后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一位女警官接的电话,我简要说明了意图,她十分热情地说：“在这里确有一个航空方面的学校但不叫航空技术专科学校而是叫航空运动学校,是军队管辖，没有外线电话。”
她想了想又说：“我告诉你一个电话吧,这是和这个学校门卫一墙之隔的一个商店的电话,这个商店可以帮你找学校门卫的人,你就能问到怎么联系了。”
当时她就给了我这个商店的电话,我真佩服这名警官,她能随口说出商店的电话号,说明她业务十分的熟或和这个商店有什么关系,我表示感谢,问她怎么称呼,她说姓毕。
由于毕警官的热心,我很快拨通了商店的电话,商店听说是派出所毕警官给的号码便说:“毕指导员的亲属吧,没说的,我给你叫。”我也未做解释，当时就听到他喊了一声:“接电话。”很快就有人把电话接了过去,我分析这位门卫或许正巧跟这个商店老板在一起说话呢,也说明门卫跟商店是挨着的。
这位门卫接电话后我问:“您好，我想问您可知道你单位有叫刘承铭的吗?”他说:“我单位上千名员工,我不认识这人，你问校办公室吧。”我说:“我怎么跟校办公室联系呢?”他说： “没有外线电话。”我又讲:“我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政协,有急事找人,请帮忙想个办法。”他想了想说:“那我给你个手机号吧,是邹主任的。”接着听到有窸窣的翻纸声，我分析他在看电话本，很快他告诉了我邹主任的手机号。我表示谢意。
按这个手机号打过去,真是不巧，手机因欠费停机,无奈只有等他开通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一个没断的线索,因为首先这个学校存在,有学校也许就会有刘承铭的线索,我也庆幸遇到了一些热心的人。
3天后电话打通了,邹主任说他在这个单位工作有二十多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同志,他说也许人事科能知道，他又告诉了我人事科的一个外线电话,我问过后人事科答无此人,我心凉半截，大失所望。因为人事科是一个单位所有人员的管理中心，他们不知道就说明没有这个人，仅有的一条线索又断了。我再次陷入了迷茫，无计可施。
柳岸花明
又过月余,我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觉得这个航空学校跟刘承铭肯定是有关系的,他一定曾在这个学校工作过，因为老家人对他信上的地址的记忆绝不是巧合。
我天天琢磨这件事，一天我突然想到刘承铭会不会改了名字呢？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就有原来叫高学孔、李学孟这样名字的人改叫学东或其他名字了，还有的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的过去而改名换姓了，除了这一点，我推算了一下刘承铭应该也年近70岁了,我若有所悟,他也许改过名，也许调到别的单位，现在早该退休了,所以应找一个这所学校里年纪大的，1960年前后在学校工作过的老同志问问，这样也许会有知道刘承铭线索的。
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对的，我又一次拿起电话,再次打到学校人事科,我讲刘承铭应该有70左右岁了,可能退休了,是否能给帮忙查一下或推荐一个1960年前后在校的老同志帮助回忆一下?人事科讲退休的人很多,我们学校专门有老干部科，都转给老干部科管理了,于是他提供了老干部科的电话,当电话打到老干部科后,接电话的人听到我找刘承铭，就说:“有,你找他什么事?”
我心怦然一动,就急言快语地说我是刘承铭内蒙古老家的人,40年联系不上了,就是想跟他取得联系。接电话的同志说:“他退休在家,我给你个电话号码吧。”我飞快地记下了他给的号码，又核对了一遍，表示谢意后，挂了电话，这次我长长吁了一口气，直觉告诉我查找张履谦后人的事找到了突破口！线索又一次接上！
电话打到了刘承铭家，家人说他退休后受聘在一个企业工作，已去上班，不在家，我迫不及待地要了这个企业的电话，电话中我找到了刘承铭，他正是刘宗驰的儿子。
我终于同刘承铭联系上了,电话中刘承铭十分激动,听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才找到他,他半天没说出话来。刘承铭讲他的父亲刘宗驰和大爷刘宗垣早就去世了,当年他父亲是投奔他姑父家来到陕西。张履谦的事他没有太多的了解，电话上他说：“这事你问一问我大哥刘承铨吧，他或许知道一些情况。”刘承铭告诉我，大哥刘承铨在新疆阿克苏市政府工作，已退休。我按刘承铭告诉的电话号码跟刘承铨取得了联系，可他也对张履谦的事无所知，他说你还是在西安找人问吧。
我把电话再次打给刘承铭，刘承铭讲因张履谦解放前就故去了,姑姑刘贤惠也于1994年去世,而张履谦在陕西的二子一女也都病故,所以现在几乎无来往,不过张履谦二子张在镕的妻子67岁的马吉敏还健在,我十分庆幸，总算找到了张履谦的直系亲属。
2004年4月21日,我按刘承铭提供的电话号码同马吉敏通了电话,她听说家乡在整理他公公的史料很高兴,答应全力协助,让我把一些想了解的事写信告之。于是我写了个提纲寄去。
一晃，6月25日,年近7旬的老人给我回了一封信,讲述了张履谦的一些往事,还同信寄来了仅存的一张十分珍贵的张履谦的遗像及一张夫人刘惠贤和子女们的照片，这使我的史料更加丰富，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履谦的一些谜团终将解开，我的心豁然开朗。
几年间，我访问了张履谦的孙女张云霞、儿媳马吉敏、妻侄刘承铭、现居住在台湾台东市的、他的乡亲85岁的王明远老先生，还有曾在张家大院做过管事的现住在赤峰的78岁的罗斌老人及张履谦的表弟、德高望重、一辈子教书的现已94岁的魏振鹏老先生和下查干高勒村数不清的老乡们。
我还为此特意亲自到北京孔庙去查找张履谦中进士的年代和名次。不但查实了我的疑问，还获得了很多意料之外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十分珍贵和有价值的，这些资料如不是我及时进行了抢救，张履谦及其家族的一些情况必将成为千古之谜，而永远不能破解。
根据我的调查证实，《赤峰人物·敖汉卷》上那段记载存在五处重大误记。一、张履谦不是1853年生人，二、张履谦不是蒙古族，三、也不是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村人，四、张履谦不是1888年中进士，五、更不是96岁卒。
为了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张履谦本人及家庭轶事和张家后人的一些情况。我根据史实和调查分述如下，我想会带您走进那个遥远的年代，让您领略张履谦的人生轨迹，让您了解张家的传奇历史。
第二章
走出古北口
要说明张履谦是哪里人，就要从他的祖上逃荒出关开始。
据史料记载和张家人口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政府推行“借地养民”政策后，因为山东等地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很多人向外地逃荒，著名的民间小调《走西口》描述的就是那悲惨的情景。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后这种逃荒从未间断。人们大多是向西北和东北逃荒，最早是向西北逃，后来西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再加上土地脊薄，无人再愿往那里逃，于是就改向东北，也就是越过长城到人烟稀少的塞外谋生。
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783年），张履谦的高祖张景实挑着两个柳条筐逃荒出古北口奔了热河东而来。根据《建平县志》记载：张景实老家是山东省德平（今德州）人。他们走过长城以南的上千里地，现在要过长城了。那时从长城以南到东北来只有两个通道，一个是山海关，一个是古北口，因而从山海关过来的都被称为关里人，从古北口过来的都被称为口里人，张景实是从古北口进的东北。
过了古北口，回首南望，山峦上残破的长城躺在夕阳里，孤独的大雁无助的哀鸣，心中不免生起离乡的伤感，也不知这一去会怎么样，但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想到日后家里会出进士、会出将军的。
离开古北口北行就进了热河地界，热河一带，山高林密，峰峦叠嶂，承德的避暑山庄是大清国的陪都，每年盛夏皇帝都要到这里避暑，处理政务和骑马围猎。承德因有一处温泉，因而称热河，所以也就有了热河省。承德一带风景优美，多名胜，但逃荒的张景实无心去看，绕城而过，他更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的玄孙辈人就住进了避暑山庄外二仙居处的一处王宅，这是后话了。
他和媳妇一头挑着锅碗瓢盆，一头挑着两个儿子往北走，这天来到了一个名叫小寺沟的地方，月挂中天，夜色已晚，张景实和媳妇从早上走到现在才遇到这个庄子，一天没吃饭了，孩子们也饿的连哭都哭不出来了。那时讨饭常遇上村户人家养的狗，狗厉害的很，二人怕狗咬了孩子，就把两个儿子留在村外一棵大树下，张景实夫妇二人分头去村里讨吃的，还好，这个村里的一户看上去生活较比好一点的人家看到两个人可怜，给了两碗米饭和一块咸菜，又说晚上可到他家的柴棚过夜，二人感激不己，急忙带了饭出村到大树下给儿子喂饭，可不承想，到了树下却不见了一个儿子，剩下的小儿子也不过三岁多一点，根本说不清出了什么事，只是有气无力地哭。夫妇二人大声喊找儿子，惊了村里的人也出来帮忙寻找，可根本不见踪影，此刻已是半夜，望着满山遍野的黑森森的树，听不到一点声音。村民们劝张景实夫妇先喂喂小儿子，到村中住下，明日再找，无奈夫妇二人一步一回头的进了村，次日天蒙蒙亮，村里人又帮着找，仍无踪影，村里人留下张景实一家住了数日，还是没找着儿子，只得放弃，一家三口谢过村人的帮助，洒泪而别，仍是一副挑子，只不过一头仍是锅碗瓢盆，一头却只剩下了一个儿子。无力的肩担着张家的根，迈着沉重的步履向前走去……
就这样，半路讨饭在下板城小寺沟丢了一个儿子，只剩下长子张儒林。
几个月后，来到热河省建平县（那时敖汉属建平所辖）的一处山脚下，这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张景实一家就在叫来河边搭个窝棚住下来开荒落户，在此定居。后来这个小村就叫山湾子村，位于今敖汉旗敖吉乡。
落脚山湾子
山湾子坐落在叫来河北岸，由于靠河，土地肥沃，年年庄稼收成都不错，自从张家在这里落脚开荒后，又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在这里落户，后来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子，因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修建了一座山湾子水库，这个村的人都搬到上台子村了，从此这个村子淹没于水库下，不见了往日的踪影。
张景实知道人不读书辈辈受穷，自己不识字，但愿自己的后代能读书出人头地，所以给儿子起了儒林这个名字，其意是做读书人。父子二人为人忠厚，勤俭持家，张儒林又娶了一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永泰。
经过多年的创业，张家已积累了一些田产，生活逐渐好起来，这时张儒林的儿子张永泰已生有三子，长子张殿公，次子张殿臣，三子张殿忠。由于家中有了积蓄，张儒林秉承父亲教诲请来私塾先生教儿孙们读书，张家总算有了识字人。儿孙们都很用功，一方面学习如何勤俭治家，一方面努力取得功名，光宗耀祖。
这年秋天，村上来了一个穿花袄要饭的妇女，听口音是三座塔（指辽宁朝阳市）一带的人，这妇女此刻病的厉害，倒在了村头，苍蝇蚊子糊了满身，身上摔破了的地方都生了蛆，在村头倒了一天也无人管。傍晚张儒林闻听此事就来到村头，一看这人已奄奄一息，他二话没说，找人用门板抬回家，并找来大夫医治，三天后，这个妇女才醒过来，在张家调理了一个多月，身体一天比一天强。
这女人是高个子，虽然脸上有几个麻子（指患天花病落下的疤），但人秀气，身材苗条，透出一种大家气度。张家又给女人换了一身新衣服，这一来女人就显得更俊了。因张家救了她的命，见张家对她挺好，女人就表示愿意留在张家做工，只求能吃饱饭。张家就答应了女人的要求，留在家中帮助料理家务。
过了一段时间，张家发现这个女人很不简单，不但活干的好，而且会处事，什么事拿的起放得下，家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她，老人们就暗中商量干脆让她给二儿子张殿臣做媳妇不是挺好嘛。
先问儿子，张殿臣说听老人的，老人们心里就有了底。
再问那女人，女人一愣，后来女人告诉张家人，她姓谷，结过婚，婆家人、娘家人和丈夫都因病死了，她才要饭要到这里，一个寡妇嫁给张家儿子，她怕不合适，张家人一看这女人如此开明，毫不隐瞒，倒觉得是个可靠的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娶了她，就这样这个谷姓女人就成了张殿臣的媳妇。一晃几年过去了，她给张家生了二个儿子，长子叫张文珏，次子叫张文璨。
岁月流逝，转眼到了咸丰初年（公元1850年），一日，闻听在离山湾子西数十里的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注：蒙语，意为白河）村有一家人有个烧锅（注：酒坊）要出卖，卖了回山西老家，可邻近方圆百十里无人能买得起，因为需要一大笔银元，不想张殿臣的媳妇听后就把家人集中起来说：“咱们家买下那个烧锅吧。”
大家一听都觉得突然，因为张家虽然日子过的不错，但要说拿出几百两银子买烧锅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她怎能平白说出这个话呢？她看大家如此惊呀，就打开箱子，取出她当年要饭来张家时穿的那件破花袄，撕开里面的衣里，取出一个布包，从里面拿出一张二十多年前的银票（注：相当于今天的支票），上面的银两远远超过买烧锅的银子。这时她才告诉张家人，她原来是辽阳一个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后来她丈夫家遭到了祸事，被满门抄斩，只有她带了这张银票逃了出来，几十年不敢说破隐情，如今过了这许多年，料是无事了，只要把银子取回来，兑下烧锅，张家就能有个大的发展，张家没想到收留一个女人却带来了万贯家财，惊中有喜，于是悄悄派人去辽阳银庄（注：指银行）取回了这连本带息的大笔银元，顺利地买下了这个烧锅。后来有人说这就是善有善报。
由于本书所述张家的人达七代之多，跨越二百多年，为了让大家能看的懂，了解各辈之间的关系，书后附有《张履谦家族简谱》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张家又无族谱下传，是作者同张家的几位表哥根据资料和回忆写出的，其中不免有遗误，请谅解。
兴家立业
从山西人手中买下了烧锅后，家人商量决定交给二儿子张文璨去管理，就这样张殿臣夫妇和儿子张文璨来到了下查干高勒的酒坊。也就是咸丰初年（公元1850年）,张家分别居住在山湾子和下查干高勒，但分地生活不分家，《建平县志》记载：张家五世同堂。就是指一百多年间没分过家。
烧锅取名“玉泉盛”。由于下查干高勒靠近金矿，采矿兴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张家的产业越做越大，除了有烧锅，还置买了很多田地，建了府宅，这样名声远远超过了山湾子。
创办了实业，有了经济实力，张文璨在下查干高勒村烧锅院东建下有三百多间房屋的大宅院，一色青砖瓦房，院门楼高大壮观，四角有防贼的炮楼，并起堂号为“宝善堂”。家人外出时有人问那里人，一回答“宝善堂”的，人们就知道这是张家的人了。
现居住在台湾的张家族人张钟瑶，在1997年（民国八十六年）他八十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来台五十一年忆述》一文中对家乡老宅有这样的记载：……住宅取名堂号“宝善堂”，古典式砖瓦建造，飞檐耸脊，两边吐鳌，雕梁画栋，迴廊曲折，亭台水榭，伟丽辉映，庄院广阔，占地数顷，周墙高四丈，宽一丈，院落分六层，另有打谷场、磨房、牲畜、家禽饲养处及桑树园。
院前广场左右为护院人员住房，房内有武器储藏室，正面有高大月台一座，面南正方与东西厢房以回廊连接，廊内分格树立明柱，上悬匾额。
登月台过回廊进正面大厅内中高悬祖母大人七十大庆时，大总统所赠之匾额，内刻《封君寿母》之祝词，上款为张母樊太夫人七旬荣庆，下款为大总统题褒国号之下盖有“荣典之玺”大印，另有各省市首长赠给伯父履谦公、伯父季丰公、父亲大人君陶公之匾额多方，如：国之干城，社会冠冕，公正廉明，望重法曹，桃李满门，造福桑梓等等，则悬挂于回廊之中。
过大厅之屏门为第三层，正面为供奉祖先之祠堂，右厢为大小客厅，左厢为书房账房。
过穿堂第三层为子弟就读之书塾，聘有诗书素养高深之老师执教，并有图书储藏阅览室，内有名家书画多幅及各项寿礼，如天官赐富，蟠桃献寿，寿与天齐等等。
过穿堂第四层为内室，正房十四间，两厢各十四间，内含附属设备。
第五层为小厨房，储藏室，女佣住房，长辈及成年子弟和女眷餐厅。
第六层为男工住房，大厨房及男女佣工餐厅，后为打谷场、碾米厂、粮仓，其后为饲喂牲畜之处所，最后为桑园，植有桑树百余棵，粗数人合抱，鸟巢结干枝干间，不计其数，遥望之苍苍然，有气象万千之感，拱型大门楼内，镶铁制大门两扇，门楼两侧分别镌有“为善最乐”、“读书更佳”对联一副，横批四字“凝庥钟瑞”……伯父履谦公（号六吉）为清末进士，与谭延闿同科。……
据上描述，可见当年张家大宅门内的万千气象，当时“宝善堂”在热河及东北都很有名望。解放前的“大风暴”（注：指土地改革）后，宅门内的房子都分给了佃户，后来各户自行改建，原房屋基本上都扒掉了，目前院内原建筑已不存，只有“宝善堂”的大宅门仍然残存在下查干高勒村。
进士生年和神秘传说
《赤峰人物·敖汉卷》记载张履谦为1853年生人，这个记载是有疑问的。
因为按这个出生年推算，张履谦生女儿张相如时已是82岁高龄了，这怎能让人不多想，张履谦82岁了还能有生育能力吗？我也同医生咨询过，医生说，一般来讲应是不可能了，可也不排除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因为七八十岁有过生育史的虽然很少，但也有过，所以还不能仅仅以此做为依据。那么怎能找到张履谦不是1853年生人的证据呢。
后来我查到了张履谦父亲张文瓘出生年的记载，这个记载彻底推翻了张履谦1853年生人的说法。
请看1930年编修的《建平县志》中记载：张文瓘字子玉，是清咸丰初（公元1850）人。这说明1853年张履谦的父亲才3岁，他怎么会有儿子呢？
《建平县志》是张文瓘的堂侄所编纂，编纂时张文瓘去世仅3年，所以《建平县志》对张文瓘的出生和去世的记载是不会错的。我也曾几次查阅了《建平县志》的全卷。志书中只有张履谦中举人、进士和官职的记载，而没有他本人的出生等详细记载，因为志书编修的原则是活人不立传，因而对张履谦及高凌云（举人）等一代敖汉名人的记述很少。那么张履谦不是1853年生人，应是哪年生人呢？这个谜团经过后来的调查研究最终得到了答案。
我的母亲曾讲张履谦31岁中进士，后面我们将会谈到，张履谦是1904年考中的进士，按此推算张履谦应是1873年生人。还有张履谦的二儿媳马吉敏也讲1946年张履谦去世时是73岁，用这个年龄推算也是1873年生人，因而说张履谦1873年生人应是准确的。
此前我对张履谦1853年出生的记载也是有疑问的，但仅凭母亲讲的31岁中进士之说不足为证，后来查到《建平县志》对张履谦父亲张文瓘出生年的记载就足以说明张履谦绝不会在他的父亲三岁时就有张履谦的，这样通过母亲讲的31岁中进士和张履谦二儿媳马吉敏的说法，张履谦1873年出生是可信的。但在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以前撰写的《张履谦家族轶事》等文中只能采用张履谦为1853年生人的说法，因而在这里向读者做一个交代，通过考证和研究，张履谦出生年应以本文所述的1873年为准。
这也是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很多历史疑难问题通过不懈的研究和考证，最终总会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下面我们就从张履谦出生来讲一个神秘的传说。
张文璨去下查干高勒村创业后，张文瓘一支仍在山湾子生活。由于分居没分家，有下查干高勒每年供给的钱财，山湾子的生活也十分富裕。山湾子由于没有能扩展的土地，没有建新的府宅，当时把建设重点都放到了下查干高勒，所以有了那样宏伟的建筑。因下查干高勒置买了沿川的大量土地，准备将来都迁往下查干高勒生活，这是后话了。
1873年春天，杏花开放，万物复苏，张文瓘的妻子李氏和妯娌姐妹们到山湾子老宅后的杏花园游玩，回来后不到半日即生下一个男婴，这是李氏为张家生下的第二个男丁，满月后父亲张文瓘给二子取名为张履谦。这便是后来金榜题名的进士。一代鸿儒的人生轨迹也便有了起点。
张履谦从小一直生活在老宅山湾子，他20岁的时候张家的生活已很好了，特别是下查干高勒的家业和地业已很富裕，因为虽两地生活，但没分家，财产共有，所以山湾子也同样有吃有喝，因家中已办了私塾，张履谦和族中的孩子都入校上学，期间张履谦是很用功的。
1892年，张履谦19岁时家中为他娶妻，到1893年夫人才为他生了一子，取名张铤铸，之后，妻子再未生育。婚后张履谦继续读塾书，夫人带着儿子与家族人五世同居，其乐融融。
这期间张履谦的母亲李氏去世，母亲的去世就把他和一个传说联系起来了，也因为张家出了张履谦这个进士，这个传说才更具有神秘性，也因为这个传说又使张履谦更具有传奇色彩。
这个传说我多次听我的母亲讲过，也听过外人讲起。而且这传说流传很广，现在的三四十岁的人还时常提起。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旗人大财经委的李万方主任还提起这件事，因为传说中张履谦的母亲就是他们李家的姑娘。
张文瓘的妻子姓李，家是敖汉旗敖吉乡兴隆沟村人。一年给她的母亲（张履谦的姥姥）迁坟。出了怪事。坟地在兴隆沟村东的山坡上埋了十多年了，可起坟时从“下水罐”（随葬品中装东西的瓦罐）里发现罐中有半下清水，更神奇的是水中竟然有两条活着的小鱼，一时人们争相传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坟是在山坡上，附近又没有河，坟埋了十几年了，罐中有水可能是雨水滴存，不可思议的是水中怎么会有鱼呢？
风水先生说这是好兆头，让把鱼送到河里放生，讲这鱼要是能长大跳过龙门，今后死者孙辈中就能出举人。将来如死者的儿子先死，李家出举人，如果女儿先死，婆家出举人，也就是说张家出举人，这就给这件怪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当张文瓘的妻子李氏因病后，人们立刻就把这件怪事同张文瓘家联系起来了，说这下张家可要出人头地了。恰好李氏给张文瓘生了二个儿子，其中二子张履谦从小就喜欢读书，家里都说这个孩子将来准能应了风水先生的话，考中文魁，家人也常给张履谦讲这个故事，也许这种说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履谦，激励他刻苦学习，才有了后来的皇榜高中，正因为张履谦真的中了举人，又进而中进士，这传说就应验了，但不管怎么说，传说因人而神秘，人因传说而神奇。
要是从这个传说讲张家就是苍天安排该出进士，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不出张履谦也要出张履谦的其他兄弟，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真正原因，应该说张家的敬学气氛加之个人的努力造就了张履谦这个进士。下面这个传说就证实了这一点。
敖汉的很多人现在还传讲着张家的另一件故事。2003年台湾的80多岁的王明远先生回大陆探亲，我同政协宋士清主席去看他，他也是金厂沟梁人，在酒桌上他还提起这件事。说是张家办私熟后请来了教书先生，大当家的和所有张家人都十分尊重先生，这位先生到张家后，张家专门给他立小灶，每顿饭菜的标准都高于大院内的任何人，那时张家大院已有200多口人，分上灶、小灶和大灶吃饭，上灶就是给先生开的，小灶是张家当家人和长辈们开的，而小辈人及孩子同长工一起在大灶用餐。所以人们说张家扛活的都是少爷待遇。
一次先生和“宝善堂”的大当家人张文璨一起散步，见院外一匹小驴驹在吃草，先生就随口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驴肉好哇，可不知这驴驹香不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文璨什么也没说，主仆两人转了一圈各自回房。没想到中午吃饭时，先生的餐桌上就上了盘驴驹肉，一问才知是张文璨叫杀了给先生尝鲜的，先生十分感慨，张家人对教书先生是太敬重啦，哪想一句话就杀了一头驴。
张家这种尊师重教的家风，让很多读书人敬仰。所以这故事也传了这么多年。这位在张府教书的先生即是敖汉旗光绪·癸卯年（公元1888年）中举人的高凌云先生，他最后终于教出了张履谦这个进士，进士比举人资格更高，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一点，张履谦因家境殷实，也才有条件从二十几岁一直读书到五十岁，因为不用为生计而费半点心思，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条件也促使他静心攻读，终成大气。
赶考路上的奇遇
高先生专心执教，张履谦用心攻读，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是各省乡试（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的生员或监生考试，录取者为举人）之年，这是立志于仕途的关键考试，考中举人之后，不仅可以有资格考进士，而且可以授官职，所以，考中举人才算步入大夫（注：指官员）阶层，因此，人们把乡试称作大比。清朝规定乡试每三年一次，因在8月举行，亦称秋闱，考试地点在各省贡院，也就是专门考试的场所。
为了早日赶到京城，7月初张履谦就和同去参加秋闱的学子踏上了去京城的路，那时去京城最近的官道是朝阳、平泉、山海关、北京，所以要从金厂沟梁先到朝阳，再一路顺官道至京城，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因为清朝时凡是学子赴秋闱考举人或进京考进士只要出示本省学政发给的“咨部文书”，相当于今天的介绍信，沿途可以乘公车在官府驿站（指旅馆）免费住宿，因此过去也称举人为“公车”，有个历史事件“公车上书”就是指的1895年在京举人康有为等联合上书事件。所以张履谦进京要走官道。
从金厂沟梁到朝阳要先翻过南面的努鲁尔虎山脉，当地人俗称大黑山，金厂沟梁距大黑山仅70多里，所以第一天张履谦和另一结伴同行的黄姓学子就踏上了大黑山的盘山小路，傍下午行到大黑山山腰处的一座小客栈，看看天色不能再走了，因为天黑前下不了山，那时山上野兽很多，只能住下来明日再走。饭后，张履谦和黄公子坐在店前的松树下边纳凉边吟诗习文。这时店家的女儿为他们递上温茶：“二位请用茶。”
张履谦和黄公子谢过，继续读书，店女又说：“我与你二人对对如何？”
张履谦和黄公子不觉心中好笑，你一个店家村女，能和我们对对吗？可又不好明说，正此时一阵清风来，把桌上的书吹翻几页，黄公子灵机一动，随口吟道：“轻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
店女一听心中明白这是二位公子瞧不起她，店女决心捉弄他们一下，“二位秀才，我和你们打赌，我出一上联，你二人若对得上我明天用马车送你们去朝阳，若对不上，干脆打道回府，等有了真本事再赴京赶考不迟。”
黄公子一听毫不在乎地说：“行，如若对不上我二人明日回府，六吉兄（张履谦的字）你倒说话呀。”见黄公子这样说，张履谦也随口称是。
店女取出纸墨，提笔一挥而就：“大黑山小黑山双山叠出。”
张履谦二人一看不觉心中一惊，大黑山和小黑山是他们脚下的山名，高的叫大黑山，低的叫小黑山，山型正是相叠而出，难的是两“山”相叠恰是一个“出”字，要对好这个上联真是太难了。张履谦不觉有些暗中埋怨黄公子，可话已出口，君子一言，读书人最讲诚实，怎能违约，二个人苦思一宿也没想出下联，同时张履谦也觉得自己的学习还不够扎实，这样的水平到了京城也难以考上，于是二人商量后第二天真的打道回府了，回家后，更加刻苦读书。
转眼过了三年，这三年张履谦格外用功，转眼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又是秋闱之时，张履谦和黄公子又一次踏上了赶考之途，再次到了大黑山上的那座客栈，店女迎出来一看是他们二人，热情招待，张履谦走进店内对店女说：“多谢前年赐教，让我们悟到学习要戒骄戒躁，要有真才实学。”
店女还了一个礼：“二位言重，只是不知下联可否有之？”
张履谦取过笔墨书道：“一肯中八肯中两中连串。”
店女一看称赞对的好，因这一肯中和八肯中是赤峰地区的两个村名，且两村比邻，又恰恰两个“中”字相连为“串”字，和“大黑山小黑山双山叠出”一句对的十分工整。后知这店主是个落地举子，早年丧妻，便带着女儿在大黑山上以开客栈为生，女儿自小随父吟诗作文，可谓山野才女。第二天店女用车送二人到了朝阳，二人从朝阳直奔京城，这一去张履谦真的中了举人。
这故事在金厂沟梁一带流传多年，后来还有人在小客栈边的石崖上刻了“戒傲”二字。我曾于1999年专程前往大黑山寻找这个遗迹，在山民的指点下，在主峰西的一条不仔细看已看不出是道的古道边找到了这个石崖，并拍下一幅照片。
一百多年过去了，客栈和店家早已不知下落，只见断砖残瓦仍散落在草丛中，石上字迹虽不能识，但模糊可见，也多少证实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想当初人们在石崖上刻字也是为了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谦虚，不要高傲吧。
壬寅中举
壬寅年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张履谦于此年考中举人。
咱再说张履谦和黄公子二人被店女送到朝阳后，一路顺利地到达了京城。这里就出了一个疑问，考举人是乡试，也就是秋闱，乡试一般都是在省会进行，那么张履谦应该在承德府参加乡试才对呀，怎么去了北京呢？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承德在清末时归京城直隶，直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直辖，原因是承德在清朝的政治地位很高，承德的“避暑山庄”做为朝廷的离宫而成为清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因而承德府做为陪都，地位高于其它省份，略低于北京，由北京顺天府直辖。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科举广记》一书中17页有这样的记载：乡试地点在各省贡院，唯直隶乡试在顺天府贡院。各省贡院一般位于省城东南隅。因而张履谦等直隶省的学子都是要到京城参加举人的考试。顺天（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区）府贡院建在现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西北，现中国科学院附近，已不存。
张履谦到京城后积极备考，认真复习四书五经，因那时考试的策论（论文）多与四书五经有关，很快到了八月初，考试临近，办好各种手续，张履谦等着参加这关系到一生命运的考试。
考试从八月初八开始。贡院有围墙与外界隔离，阴历八月初八入闱，也就是入考场。
考试分三场进行。第一场八月初八进场，初十出场。第二场八月十一入场，十三出场。第三场八月十四入场，十六出场。因十五是中秋节，为便利考生出场过节，八月十五日傍晚如有已答好试卷者可提前出场过节，但能提前交卷者很少。
三场考试，每场五个题目，第一场五题为：①汉宣帝信偿必罚综核名实录。②张苍领立郡国上计论。③唐太宗突厥于便桥宋真宗御契丹于澶州论。④开元四年召试理人策论。⑤元代分封诸王论。第二场均为策论，题有：西国学术，道源希腊，流派若何，宗旨若何。及另题：西国法律，道源罗马……。从题目看清末已开始研究西方国家的学术、法律等等。
张履谦就是这样参加了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1902年）的乡试，前后考了三场九天，八月十六出场后他即在贡院不远的客店等待考试的结果。因为各省考生数量不同，发榜（公布考试成绩）日期也有早晚，但发榜多在日支为寅、辰之日，也就是取人们常说的龙虎榜之意。
直隶承德府的榜是九月十三在北京顺天府门前公布的，榜上分别盖有顺天府尹、热河省总督巡抚的大印，张履谦榜上有名。
《建平县志》载：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乡试，张履谦中举。
清时举人的名额是分省拨给的，北京顺天府包括直隶的承德和国子监给168个名额，江南的略少，其它省份仅100名上下，最少的贵州省仅40名，统算起来，全国的一次乡试可考取1300名上下的举人。而进士就是从这1300多名举人中考取，进士名额每科取300名以下。
考中举人这是人生之大事，但却不容易的，我查阅了一下档案，自有科举以来，敖汉旗仅有三人考中举人，一个是张履谦的老师高凌云，一个是张履谦，另有一个是新地乡的高扬。这三个人中只有张履谦中进士并外出做官。
今天看来他们既是敖汉人的骄傲，也是敖汉今天的学子们的楷模，他们的学习精神对今天的学子是应该有所启发的。29岁中举人，31岁中进士，年过三十还不甘落后，奋发向上，这种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金榜题名
张履谦是何时如何考中进士的。
《赤峰人物·敖汉卷》所记是1888年中进士，而我查阅了199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峰市志》，在2505页记载：张履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又查阅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张履谦的叔伯弟弟张滋大主编（注：张履谦为该书的参校）的《建平县志》中记载张履谦是光绪癸卯年（1903年）中进士。（注：有《建平县志》影印件）这样就出现了1888年、1903年和1904年三个说法。按说有张履谦本人参与修编的《建平县志》更具有权威性，也就是说1903年是比较可信的，可母亲为什么说是31岁张履谦中的进士呢？母亲说的是虚岁呢？还是周岁呢？我心中还是有些矛盾和不安。这三种说法中1888年是显然不可能的了，因为我查阅了大量史料，清朝的历史上1888年根本就没有过科考，光绪己丑年（1889年）有一次科考，这也证明1888年是不可能有科考的，因科考除恩科外，是每三年一次科考。可1903年和1904年到底哪个准确呢？我的目的是更正志书上的误处，可自己所更正的说法再出现错误，岂不被贻笑吗？我还是放心不下来，可又无法确定哪个年代正确。正在我犹豫之间，一天，我给离休后移居赤峰的表哥润清打电话，是问有关如何同台湾张钟秀舅舅的儿子济美表哥联系的事，润清表哥告诉了我的大舅张铤録在北京的孙女，工作在中央民盟的张琪的电话，讲她知道如何同台湾张济美表哥联系，我给张琪打了个电话，张琪人年龄比我大，但论辈份她叫我表叔，电话中她告诉了同济美表哥联系的方式，也谈到进士的事，她讲北京孔庙有进士题名碑，她见过上面有张履谦的名字，碑上的记年应是准确的，我喜出望外。我想如果孔庙真有记载而又和《建平县志》吻合那就可以说是毫无疑问了，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北京考证。
说来也巧，不久，敖汉旗长虹地毯厂的邹厂长要我同他一起去北京办事，正是一个机会。
赤峰开往北京的2560次列车夕发朝至，2005年1月22日早，火车进了北京西直门站，这天已是腊月十三了，再有十七天就是春节，但北京还没看出和往常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没有过春节的气氛，仍旧人来人往。北京的气温比内蒙高一些，这天天气也很晴朗。下了火车，我不顾疲劳，先到了张琪家，一是给她带去我收集到的有关张家的材料，二是也见个面。在她家中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因为还有事要办，就告辞了，张琪和丈夫挽留一起吃个饭，可事情多，还要留下去孔庙的时间，就婉言谢绝。张琪把我们送出大院，别后，我和邹厂长直奔了坐落在雍和宫南的孔庙。
孔庙规模虽不十分大，但很宏伟。进了庙，我们见到孔庙里现存清代《进士题名碑》118块，星罗林立于先师门和大成门之间的院落两侧，院中松柏擎空，阶庭肃穆，涉步其间，令人不由生发思古之幽情。
孔庙坐北朝南。进了庙往左拐，在孔庙的西角，我果然找到了100年前立在这里已风化很严重的这块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的《进士题名碑》，可找遍了上面，也没有张履谦的名字。又找两遍，还是没有，我心中犯疑，怎么会没有呢？于是我又去看旁边的一块碑，上面有一个名字可能是人们常在那指点，石面被磨的光亮，很显眼，这个名字让我大吃一惊：沈钧儒！
我立刻在这块碑上细找，因为张履谦和沈钧儒是同一科。一行一行地找下去，很快在碑的左面找到了一行字：张履谦，直隶承德人。我查了一下，张履谦是三甲四十九名。再看碑头，上面刻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五月二十一日策天下贡士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名……。
读罢这行字，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光绪三十年正是1904年，这样一来，也就是说张履谦中进士既不是1888年，也不是1903年，而是1904年。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连张履谦本人参与修编的《建平县志》都出现了误记呢？可这块碑所记的是毌庸置疑的。
虽然碑已严重风化，但这三个字仍清晰可见，我一时难解其中之谜，只得先拍照片，又亲自用铅笔拓下了张履谦的名字，还在孔庙管理处将三十年前碑字清晰时所拓的碑贴也拍了照片。这个结果虽然来的突然，但却没有丝毫怀疑的理由，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张履谦是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中进士无疑。
但为什么出现了误记呢？我在孔庙查阅了相关文献，其中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漫话科举》118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五月（注：1900年），八国联军陷大沽，六月陷天津，七月陷京师。当年为庚子年，正是乡试之年，也是光绪皇帝30寿辰之年，慈禧遂命遵循旧制，以庚子乡试和辛丑会试为恩科，其正科乡、会试递延至辛丑、壬寅两年补行。六月十五日，清政府命缓是年乡试，改在次年与会试同年举行。在八国联军入京的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15日），慈禧挟光绪帝西逃西安。……因此决定，辛丑、壬寅恩正会试皆延至癸卯年（光绪29年，即1903年）一并举行，按两科额数录取。光绪29年元旦，因明年为慈禧70寿辰，诏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 《漫话科举》第77页还记载：“光绪甲辰恩科（1904年），光绪帝已病幽禁在瀛台，殿试由慈禧太后主持。”
这样就说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连续两年举行了科考。因而在《建平县志》编修时可能将1903年误记为张履谦中进士的年代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张履谦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举，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癸卯科他就应参考，可为什么是甲辰科的进士，他参没参加癸卯科的考试？问题出来了，也迫使我再去解开这个谜。
我又托人在京查阅了很多资料，得知张履谦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举人后还真是参加了癸卯科的考试。
咱们回头说，张履谦参加乡试的举人考试后，等待放榜。放榜后，直隶承德总督和巡抚按照贯例设宴招待新考中的张履谦等举人，此宴叫“鹿鸣宴”，宴上举人们要拜见主考，监考等人，俗称拜老师。
学子中举对其本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考中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会试，有资格考取进士，继续上进，而且可以有资格直接做官，正因为如此人们比喻中举为跳“龙门”。
张履谦中举后，便留在了北京，他没有直接去做官，而是准备参加次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正恩并科的会试。一心想考取进士，取得更高的功名。因为在癸卯科参加考贡士的名单上有张履谦的名字，可皇榜上无名，这说明张履谦名落孙山。
这样他本可以凭着举人的功名去做官，不再受考试之罪，但他志在进士，不甘居后，便到国子监（注：清朝的最高学府，也是管理教育的最高机构）进修， 以备再考。
第二年，因为慈禧70大寿，朝廷按例增加了一次进士的科考，表示恩典天下，所以这科称甲辰恩科。
张履谦当时并没想到甲辰恩科的考试竟成为清朝的最后一次科举，也是我国自有科举以来的最后一次考试。张履谦在这次考试中如愿以偿，荣登皇榜，了却了他做进士的心愿，成为我国最后一科进士之一。
从而可以断定，虽然张履谦是《建平县志》的参校，但是他本人根本没能亲自参与工作，因为张履谦1930年远在陕西，《建平县志》这年成稿后，日寇已侵入东北，书稿不可能送张履谦校阅。因而这本未能经张履谦本人校阅的志书偏偏就在他中进士的记年上出了差错。
这也让我得到一个深刻的体会，虽然我们多付出一些心血，但是当我们查实了一个我们探寻多年的谜底时，心里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喜悦。
孔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清朝典制，新科进士及第，由礼部提请工部拨建碑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碑记载。到了清末，国力日绌，工部连这些银两都拿不出了，只好由进士们集资自立。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也就是张履谦这一科进士题名碑就是进士们集资建成的。
因光绪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诏 “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度从此废除。
这样张履谦就和沈钧儒等273名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有科举以来的最后一科进士。
张履谦考试的经过
张履谦中进士的年代找准了，那么他考试时是什么情景？考试题目是什么？他是怎样答的卷？可有卷子否？考中后都走了哪些程序？什么时间上任的？这些情况现在张家的人更没人能说清楚，也没有传说，可查找资料又是很难的，但是如果缺少这方面的资料，那么张履谦的记载又显得不全面，所以我想应该尽可能的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00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发现·探索”栏目看到了“清官秘档”栏目中的“金榜题名”一节，讲的就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事，那里面也提到了清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考试，也就是张履谦这科，但说的不细，我注意到节目中的资料都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是我想如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能找到有关张履谦的资料当很珍贵，后来通过北京多方关系，最后找到了北京九三学社的王慧女士，她派人去中档馆查了两天，终于查到了张履谦或和他有关的一些资料，归述如下。
清时能考中进士实属不易，首先要“进学”，也就是入学学习，凡入了县、府学校的人叫做生员，俗称秀才。而后由生员通过考试考中者为监生。到府级学校学习后，再经府（省）级考试，也叫乡试，考中者为举人，由举人再经会试（全国）考中贡生，考贡生相当于考进士之前的预考，所以皇榜上说：策天下贡士……贡士再经过殿试考中者才能取得进士功名。据统计清朝当时全国为4.4亿人口，平均每年能考中进士的仅100名左右，可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
清朝时，会试定在三月举行，科举叫做正途，正途出身中，进士是最高资格了，进士不是官职，而是一种资格，就像今天的学历、学位一样，终身不变。学子考中进士被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之一。古谚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即指中进士。
因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八月慈禧带着光绪帝逃至西安，此后又爆发了日俄战争，国内清廷公开镇压义和团，签订《辛丑条约》，1903年12月英国又发动侵藏战争，从1900年至1904年国内战火不断，因而科考也受到了影响，光绪三十年张履谦的这科会试是在河南举行的。
经查，张履谦在河南参考的会试第一场是三月初九到十一，第二场是三月十二至十四，第三场是三月十五至十七。第一场主要是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在三场考试中第一场是重中之重。五道题目如下：
①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②诸葛亮无申商之习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③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疎，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④裴度奏宰相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
⑤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会试者将上述五题一一答卷，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论文。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也为五道题。第三场考四书文2篇，五经义1篇，题目就不一一列举了。
《漫话科举》一书119页记载：1904年6月（光绪三十年五月）甲辰恩科会试借闱河南举行，录取进士273名。
费了很多劲，在档案馆只找到一份张履谦的答卷，是张履谦所答的第四题《裴度奏宰相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的试卷，答题很长，档案馆又不准拍照复印，抄写还要收费，每字5元，王慧告诉说去查的人还真机灵，在馆员接电话的空抄了下面一小段：
质与文无取乎偏胜也，学为君子而已。抑思人之生也，原有其质，使率其质之本然，而行之以委曲，而出之以周祥，是即君子之质也。因是繁体字，抄起来很费劲，刚把这句核对完，馆员已接完电话，立刻掩纸做阅读状。说来不好意思，有如做贼一般。
这段话经找读过私塾的78岁的孔祥武阅后，请他给译成了白话，意思是：天质与教化都不要偏重一方，这样可以学成有道德的人。人一生下来就有天质，利用天质的本质，在活动中经受锻炼，使之更加完备，这是有道德的人的天质。
这是目前我们查到的唯一的张履谦的卷中语。这段话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富有哲理性，他告诉人们天生的思维和教育及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加完备的思想，成为有道德的人才。根据试题分析，这可能是在论说招延四方贤才的观点。
判卷后，于农历四月十五日发榜，四月俗称杏月，所以会试榜也称“杏榜”，榜上加盖礼部大印，中试者为贡士，张履谦在这次会试中如意考中贡士，这样也就有资格参加殿试了。
会试结束后即进行殿试，在河南考试中被录取的贡士们又赶到北京参加殿试，也是最高规格的考试，清朝的殿试日期是固定的，即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由于这科的会试是在河南举行的。农历四月十五日才发榜，如依然于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殿试，时间不赶趟，所以这科的殿试沿顺至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举行。农历四月十五日发榜后，考中贡士的学子们都急急从河南赶到北京做参加殿试的准备。
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殿试在紫金城保和殿举行，题目由皇帝钦拟。当日交卷，以日落为限。因光绪三十年，皇帝被禁在瀛台，保和殿上的殿试是由慈禧太后主持的，张履谦即和其他贡士一样由慈禧主持的殿试。殿试后，贡士们便等待考试成绩的公布。
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举行了传胪大典（注：即公布皇榜）。张履谦荣登皇榜，列三甲第四十九名，位于二百七十三名进士的前七十名，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科的状元为直隶肃宁（今河北省）的刘春霖。
遗憾的是这些存档的试卷和相关材料是不准拍照复印的，所以只能记下上面张履谦答卷的题目及相关情况。
六品官上任承德府
殿试发榜后，五月二十六日由礼部设宴招待张履谦等新科进士，也就是象黄梅戏名角马兰在《女附马》中唱的那样“中状元，穿红袍，皇上赐我琼呀、琼林宴哪……”。不过清朝时已改叫“荣恩宴”。
五月二十八日朝廷赐张履谦等进士补服、朝靴。
六月一日，进士们到孔庙拜谒先师孔子，脱掉蓝衫换上补服，补服即是官服，这就意味着从民一跃而成为官，张履谦和众位进士就是在这个程序下完成了科考后的一系列过程。
学子参加科考的目的是“入仕”，就是做官，也就是说的“学而优则仕”，进而得到“荣华富贵”。张履谦中进士后，按清制被授主事，从六品（注：从即副），需说明的是授官职后不能立即到任，待有职务出缺时才能任职。原来，清朝官员也有一定的数额，犹如现在的编制，也就是缺编才能补人，但那时叫“缺”，当现任官员休致（即退休）、罢免、归丧才能出缺，出了缺，新进士们才能补缺，有的人候补十几年也等不上。
我又打电话托中央电视台的陈雅芝小姐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因为这部书有三十卷之多，所以一时难以查到更多的内容，只有再找机会查了，不过考虑也不会有更多同张履谦有关的资料了。
张履谦在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即1905年就补上了缺，被朝廷补任到承德府衙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从六品，从此张履谦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张履谦应为汉族
因《赤峰人物·敖汉卷》记载张履谦为蒙古族，因而有必要对他的民族做一个澄清。
据《建平县志》记载和张履谦族人讲，张履谦祖籍山东德平人（今德州），汉族。目前，张家现在在大陆和台湾及美国的子孙等都为汉族。
陕西西安小寨路派出所为张履谦的二儿子张在熔登记的户口簿上所登记也为汉族。为了慎重，我还让张在熔的夫人寄来了张在镕生前的户口复印件。由此可见说张履谦为蒙族是没有根据的。
但张家的后人中，也有少数人曾按内蒙古有关政策随母亲或相关亲属登记为蒙族的，但这并不是说张履谦是蒙族。
张履谦为汉族无疑。
文曲星与山湾子
张履谦生于1873年，幼年在敖吉山湾子生活，三十岁上才到下查干高勒村的宝善堂读书，因为咸丰年间，张家在下查干高勒村的发展使张家远近闻名，所以很多人只知道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张家而不太知道张家是山湾子移居过来的，志书中记载张履谦为金厂沟梁下查干高勒村人，其实张履谦应为敖汉旗敖吉乡山湾子人，因他结婚生子都是在山湾子村。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张履谦的儿孙们后来生活在下查干高勒村，张家因族人太多，家大无法管理才只得分家，这次分家山湾子那支包括张履谦都和在下查干高勒村宝善堂大宅院生活的人一起分得了财产，但张履谦本人还应该说是山湾子村人更为准确。因为他只是在下查干高勒村读书，中进士后一直在外为官，按照清朝定制凡取得举人或进士功名的人家及社会的杰出人士，如被封为大夫、大学士、贞节烈女等均可在家乡村外立牌坊或在府前立旗杆，以示褒奖。我们从电影或一些资料中常常看见牌坊或旗杆，南方因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多数都是立牌坊，如状元牌坊、贞节牌坊等，而北方因地理环境恶劣、风大沙多等因素，多数都立旗杆，如王府、贝子府、文武举人等人家都立旗杆。
张履谦中进士后旗杆立在了山湾子村老府门前，这就说明他是山湾子村人。如果说他是下查干高勒村人而旗杆立在山湾子村是说不通的。且按常规一个人的出生地为一个人的籍贯，那么按籍贯说他是山湾子村人是顺理成章的。
张履谦的堂侄女婿78岁的孔祥武说：“当时山湾子和下查干高勒的张宅都想立旗杆，以示荣耀。后来下查干高勒的张家人讲要立就立在山湾子吧，下查干高勒就不要立了，要不然以后一但家庭败世了，这旗杆算那支的，谁来放倒它，旗杆好立不好放呀，就立在六吉（六吉是张履谦的字）的家吧。这样就在张履谦的出生地立了旗杆。”
敖汉旗原政协主席张民讲：“当年修山湾子水库时我在指挥部，看过那个旗杆座，我过去挺注意这些事。我记得四德堂毕家和新地高家是出过举人，也有旗杆座，我都看过。山湾子张家这个旗杆座很多人都见过，人们议论说，这旗杆座是出过进士的张家清朝时的遗物。”1974年修山湾子水库后，山湾子村的一部分包括原张府旧宅及旗杆座淹没于库底。
由此可见张履谦应为山湾子人。
调往陕西
张履谦在热河为官时民众的口碑一直不错，他清正廉明，善用律典，同情百姓。这样一位好官为什么被调往陕西呢？
我从山湾子张家后人那里得知，这是有原因的。事情要从1906年说起，当时热河所辖的朝阳地区（也称三座塔）有一喇嘛名潘成，字秋来，号周苍，蒙古族，朝阳县西营子乡偏头营子村，12岁入朝阳城内估顺寺当喇嘛，平时人们都称他周苍喇嘛。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一些史料记载他乐善好施，如清光绪三年（1877年）他自费百金在朝阳县城南修一木桥，冲毁后又施千金修了石桥，镌名龙安桥（今胜利桥），潘成75岁无疾而终。还有一种说法为因清朝入关前借助北方蒙古王公贵族和寺院喇嘛的势力及其武装灭了大明朝，所以皇帝认为北方蒙古王公贵族和寺院喇嘛有功，便封给他们很多特权。周苍一方面表现的是乐善好施，另一方面也依仗清廷给的特权，在本地区横行霸道，盘剥人民，鱼肉百姓，抢男霸女的事。他身背18条人命，引起众怒，于是朝阳地区的百姓民众联名上书热河衙门状告喇嘛周苍的罪行。热河府衙差人至朝阳明察暗访，收集了大量的人证物证，据实逮捕了喇嘛周苍押至热河大牢。热河府衙监督推事张履谦根据大清律典之法条，主张判处周苍死刑，斩首示众，以平民愤。所拟判决文书上呈清廷刑部待批。周苍家人得知后，出银十万两到热河向张履谦行贿，被张履谦斥之门外，坚决拒绝。十万雪花银在正义面前败下阵来。
于是周苍家人及爪牙又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速奔北京活动。清末是清朝最腐败的时期，刑部官员受贿后竭力为周苍解脱，可无奈张履谦坚持依法严惩，刑部两头为难，便想一计策大做手脚，将张履谦从热河府衙调到“京城地方审判庭刑科第一庭推事，被封为中宪大夫，又封为通议大夫”（注：《建平县志》载。另：中宪大夫相当于庭长。通议大夫相当于审判委员会委员。）
张履谦到京后，还很关注此案。刑部为防止张履谦在刑部过问此案，通过吏部1908年又将张履谦从京师调往远离京城的陕西宁陕县任知事（注：即县长），这样张履谦就无权过问此案了。周苍不久果然便从热河牢中出狱回了朝阳。
这便是张履谦被调往陕西的真正原因。一介鸿儒执法如山，视金钱为粪土，其高山景行令人敬佩。
后继无人续娶二房
张履谦31岁前为功名而苦读，31岁中进士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官涯工作与生活，可是为什么到了50岁又娶了夫人呢？这里是有原因的。
张履谦在宁陕县任职一年，1909年又调陕西府高等法院任首席检察官（注：相当于院长）。坏事变好事，这一调再调，倒把张履谦的职位调高了，据《建平县志》记载，调到陕西时已升正六品。
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国内各地广设分会，积极开展革命和武装起义，时局动荡，清廷摇摇欲坠。张履谦也感到腐败的清廷气数已尽，想想自己31岁取得功名，别妻离子，远离它乡，本想一展宏图，报效国家，可半生忙碌现在却前途无望，他一肚子心灰意冷。果然二年后的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履谦的夫人在老家病重而亡。夫人病重期间，她的儿媳（注：张廷铸夫人）李氏效仿古人曾刮胳膊上的肉入药，用来治婆婆的病，这件事记录于《建平县志》中。正当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实为北洋军阀控制，因而各地军阀明争暗斗，为了扩充各自的实力，把一些前清有威望的遗老遗少都重新启用为己服务。此时张履谦在西安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任为西安高等法院院长，非常时期，夫人去世也未能回。
飘泊在外孑然一身的张履谦看到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的希望，一心想为新国家多出一些力，因而工作非常努力，并竭力推行新法律，吸收西方法典，改革司法工作。可事与愿违，这期间国内革命热潮不断高涨，相继暴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22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2月7日的郑州“二七大罢工”和北伐战争等等。
张履谦在惶惶不知所以然的岁月里无法实现他的抱负，心灰意冷，1923年抱病休假，想想离家已二十年了，决意回家看一看。
从陕西回老家，千里迢迢，一路车马劳顿，两个月后，终于走进了县界。当车队行到家乡山梁上，远远望着参天古树中掩映着的飞梁画栋的“宝善堂”大宅院时，他心情十分激动。虽然30多岁才离家为官，但在外已是20多年，同样也有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别乡二十年终归故里，即刻能见到长辈人和儿孙们啦，他不时催车队快行。宝善堂外早已是众人出迎，如过节般喜庆。张履谦热泪横流。可到家数日后，却让他心凉如冰。
在外的二十多年，家族因户门太大已分支单独过日子。因为夫人十几年前已故去，他又多年在外，分家后，儿子张廷铸无人约束，年纪轻轻就开始吸大烟（鸦片），日久成瘾，且瘾越大量越多。而儿媳李氏因常年患病，卧床不起。儿子张廷铸带着孩子靠变卖家中动产和不动产维持生活和吸毒，弄得家业已十分萧条。
张履谦回家时见儿子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还高度近视，一幅不人不鬼的样子，已失去了劳动和料理家业的能力。长孙张晓鲁痴钝，是残疾儿（后外出做工，20多岁病故）。长孙女张晓岩受其父影响也吸大烟（后不到30岁也死去）。
看到家中这个状况，张履谦感到十分凄凉，他想想自己在西安的产业，自知儿孙们目前这个样子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继承家业了，苦思数日，他向族中的长辈说了心中的苦闷和想法。过去有句话说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论怎样都应该有传宗接代的后人，征得族中长辈的同意，决意再娶二房妻室。
这样1923年50岁的张履谦明媒正娶了建平县（现敖汉旗）金厂沟梁罗洛沟村刘家的27岁姑娘刘惠贤。婚后数月张履谦先行返回陕西，辞去职务，购置房产，安排就绪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次年由其四弟张修大护送刘惠贤到陕西西安居住，从此张履谦及夫人刘惠贤直到病故都再未回过敖汉。
2005年张履谦的堂孙、现住金厂沟梁的张振国在我去他家时他给我讲当年张履谦从西安回来时曾带回12只樟木箱子，装了大量财物，可看到儿子这样不争气，回西安时把12个箱子的钥匙都带走了，后来张振国的爷爷，也就是张履谦的四弟张修大送嫂子去西安时张履谦又把12把钥匙让四弟捎回给了张廷铸，可后来这些财物都下落不明了，想是都让张廷铸败了出去。
张履谦的预见是对的， 1941年儿子张廷铸死去，扔下了1930年生的一个孙儿张云霞和1933年生的孙子张晓数（张廷铸死后晓数被无儿子的叔伯叔叔抱养到山湾子，时间不久也病亡），张廷铸所生二男二女四个孩子大都相继死去，如今只有张履谦的孙女张云霞仍健在，住在辽宁北票市三宝三工村，已是75岁的老人了。我在采访她时，她讲：“1936年我6岁时母亲去世，1941年我11岁时父亲去世，我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爷爷又远在陕西，我没去处，后来在我的四爷爷张修大家中长大，我一生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大风暴’时我爷爷已去世，续奶奶来过信叫我去西安，因我那时已出嫁，家里困难没去成。”
张履谦辞职后和夫人在西安靠积蓄安度晚年，此时由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哪想做官的事又找到了张履谦。
婉辞行政院秘书长之职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三个月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的位子就给了袁世凯，从袁开始，这民国总统的位子就没稳当过，一会是黎元洪，一会是冯国璋，一会又是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总之从1912年到1925年的所谓民国只不过是军阀混战，也就是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1925年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蒋介石掌管这个政府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被推翻，新中国成立。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进士题名碑》上写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五月二十一日策天下贡士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名……就是这位谭延闿，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6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注：相当于总理）。因谭延闿和张履谦是同科进士，此前多有交往，谭认为张为人正直，有思想，有抱负，且清朝时多年为官，民众口碑好，又有为官的经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于是谭首推张履谦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当盖着国民政府行政院大印的聘书送到张履谦的手中时，张心情极不平静，苦苦思考了半个多月。要说行政院秘书长这个职务是位高，十分显赫的，但也是风口浪尖。他已体会到了这个乱世之秋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可能有所成就了，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实在没有再去冒险做官的必要了，他决定放弃，于是给谭回了一封信，信中张履谦一来表示对谭延闿的谢意，二来表示考虑年龄已大，身体又弱，加之时局又动荡不安，婉言辞绝。
张履谦的堂侄张钟瑶在1997年他八十岁时写的《来台五十一年忆述》一文中也有记载：谭延闿任行政院院长时，曾邀谦公任秘书长，因不愿做行政幕僚而婉拒。
谭为此感到可惜，又给张履谦回信告诉张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嘱咐张多保重身体，并建议他回热河建平老家省亲，也顺便观望一下北方的局势，待返西安后信告谭为盼。
谭后曾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31年去世。谭的父亲谭钟鳞，字文卿，清·咸丰进士，曾任甘肃布政使、湖广总督。
这之后，53岁的张履谦便隐居在西安西大街土地庙十字27号自家的宅院内同夫人刘惠贤过起了寓公的生活。
1928年，夫人生下长子张在镐，1930年10月20日生次子张在熔。1935年11月19日生女儿张相如，在西安共生了二男一女。这才使进士张履谦留下了后人。
资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蒋介石正在全力打内战，命令东北军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这样到了1932年1月，日军即侵占了全东北。当张履谦得知老家沦陷，老泪纵横，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气愤。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政府于11月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当“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履谦得知同科进士沈钧儒因主张联合抗日而被捕入狱，满腔怒火，他立刻组织西安的社会名人、各界志士、社会贤达上书国民政府进行请愿，声明支持“七君子”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呼吁形成全民族统一的抗日局面，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当时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都驻防在西安，这时张履谦年已62岁，曾专程去拜访东北老乡张学良，表明请张学良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的意愿。张学良很敬重这位清末进士出身的老乡，嘱他注意身体，并说时局是会有转变的，张履谦当时不知何意。很快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履谦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张学良话中的意思。很快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张履谦又为张学良担起心来，但“西安事变”总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在西安的七贤庄“中国国民党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正式挂牌，主任伍云浦（注：伍绍祖的父亲）主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65岁的张履谦为这样的局面而兴奋，他不顾年高，亲自联合了很多社会贤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张履谦先后两次捐给八路军办事处大洋1300块，伍云浦握着张履谦等人的手深表谢意。八路军办事处给捐款的人都打了收条。张履谦一直珍藏着这两张收条。可是在文革抄家中全部被抄走。据张家西安的后人讲，张履谦的夫人刘惠贤生前讲过多次张履谦去拜望张学良和资助八路军的事，并讲张履谦生前曾多次预言：“共产党必成大势。”并特别强调说是“势”，不是“事”。
我曾打电话同西安办事处旧址管理处的邢处长询问可否能查到收条存根，她说当时的存根没有保留下来，但对来捐款的人确实都给打过收条，还说如果能找到收条千万告诉她一声，因为这是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看来这一点是不可能了。
七十三岁辞世
对张履谦的逝年记载我是有疑问的，但要搞准去世时间是十分困难的，好在找到了张履谦的二儿媳马吉敏，这样可通过多方印证来确定张履谦逝年了。
张履谦的儿媳马吉敏给我的来信中这样写到：“1946年秋季因战事，飞机轰炸西安，炮弹落在了张履谦住所隔壁国民党西安方面开办的据有军事性质的青年训练业余大学院内，我的公公、73岁的张履谦受了惊吓后不日病故在西安城内西大街土地庙十字27号我家院内，这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小院，是公公早年置下的家产，这座院子我们一直住到1996年拆迁。”
张履谦辞世后葬在了西安南郊一片被称为吴家坟的坟地边。早年去过坟地的人都已故去，只有刘承铭还健在。我在电话采访刘承铭时他说：“1953年我同父亲刘宗池到西安投奔姑母刘惠贤时，同张履谦的儿子我的大表哥张在镐和二表哥张在镕曾去吴家坟给姑父上坟拜祭，姑父已去世八九年了，因为我记得表哥说过姑父的去世时间，但我记不准了，不是1945年就是1946年。我姑父的坟墓正好在西安南郊大雁塔的正南约一公里处。坟头正南正北的对着大雁塔，在坟前烧纸抬头向北看可清楚地看见大雁塔的窗户，大雁塔南边的这片地就叫吴家坟，我记得坟头不大，荒草萋萋，也没有墓碑，其实也就是一片乱坟岗子。后来在修建大雁塔南路时由于当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媒体，即使发过公告，也不可能知道，因而工程队可能是没能找到坟主便当无主坟处理了。次年去上坟时，这里已是一条大道了，至此张履谦的遗骨也就下落不明了。”
2004年9月22日外出考察正好到了西安，在参观大雁塔时我做了实地查看，果然塔的正南是一条宽阔的油路，我走到离塔约一公里的地方环顾一下，觉得这里当年就基本上应是张履谦的墓地位置，我便站在这个位置拍了一张远眺大雁塔的照片。本来我同张履谦的二儿媳我称二舅妈的马吉敏约好次日上午去拜访她，可次日考察团提前动身，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十分遗憾。
张履谦辞世后，夫人刘惠贤扶养子女生活，她将家中积蓄购成房产用以养家糊口，解放时在西五路南四府街有宅院一处，房屋40余间，国家收购后付给定息，同时也将土地庙十字处的宅院前部分收购，留下后院给家人居住。现仍健在的儿媳67岁的马吉敏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张刘氏（指二夫人刘惠贤）原籍热河省建平县人（敖汉旗解放前属热河建平县所辖），粗通文字，很贤惠、聪明，极力支持丈夫工作，张履谦办案时家中大门总是紧闭，从不接见任何来访人员，丈夫病故后她又坚强的支撑家庭。我只能说她绝对是女中豪杰，婆婆不幸于1994年12月10日逝世。终年98岁。”从信中可以看出夫人刘惠贤是个了不起的女姓。
由于马吉敏对刘惠贤准确出生年代不详，2005年我同西安公安局联系，西安公安局很负责任，很快给我寄来了有关刘惠贤的户籍档案，档案记载刘惠贤生于1896年9月15日，1924年2月26日迁到西安，身份证号：810104960915212。1996年9月10日因冠心病去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刘惠贤实为1994年12月10日病逝，1996年9月10日是家属前往注销户口的时间。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刘老夫人是深明大义的人。我在采访张云霞（张履谦的孙女）的妯娌、现住金厂沟梁白杖子村88岁的张友凤老太太时，她讲：“‘大风暴’（指敖汉旗1947年12月的土地改革）那年，我记得‘大风暴’刚过没几天，接到云霞在陕西的续奶奶来的一封信，家里人围在一起读这封信，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信中的大意是说你爷爷头年秋天过世了，我同你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现在还在西安，不管咋说你是我的孙女，别看你爷爷不在世了，但如果你愿意来西安就来，咱们一起生活，要是你婆家不同意，就先别来，往后咱娘俩有见面的时候，我这就是你的家。可惜当时云霞家里太困难，连路费也拿不起，这事就放下了，到了这娘俩也没见着面。”
张友凤老太太的回忆，说明刘惠贤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丈夫去世后，她还惦记着他的孙女。同时，通过这封信也证明张履谦是在1946年去世的，同刘承铭及马吉敏讲的1946年相吻合。
张履谦后人的风雨人生路
张履谦在陕西生的二子一女前半生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度过，后半生是在新中国生活，历经了抗日战争和内战，特别是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纵观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坎坎坷坷。下面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分别讲述给大家。
现在张履谦同结发夫人所生的一子张廷铸早已去世，健在的只有张履谦的孙女75岁的张云霞，现居住在辽宁省朝阳地区北票市三宝三工村。2005年的早春，我取道朝阳到北票，专程拜望这位75岁的表姐。她个子不高，不善言谈，这和她坎坷的一生有关。她少年寄养在四爷爷张修大家中，嫁人后家境贫寒，一生几乎没过过好日子，到是老了还好一些，现在她住在女儿家，看来照顾的也不错，中午吃饭时我给表姐斟了一杯酒，她只饮了少许，她说她一生不会喝酒。
她知道了陕西的情况后也很激动，她也是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和陕西及家族中的台湾及外地亲属见上一面。但愿这一天早些来到，圆了这个75岁老人的梦。
再说说西安方面的情况，因为没能和他们谋面，只能根据舅母提供的情况简要说一说。
长子张在镐，1928年生，西北大学毕业后，留学苏联，苏联人称他为教授， 1957年回国后到北京工作，当时北京市长是彭真.1957年反右时彭真言称“要将北京变成水晶石的首都”，此时张在镐被打成右派而劳教，平反后到陕西铜川煤矿子弟中学教书。1995年67岁的张在镐病故。他的妻子叫南岫云，是西安市户县稻务庄人，早在1964年病故。
次子张在熔，1930年10月20日生，1955年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曾在西安市政府农业局科教处工作，人很聪明，1994年8月8日病故，终年64岁。他的妻子即是现仍健在的马吉敏，她1937年9月13日生，河北省正定县人，1960年毕业于西北农大园艺系，后同张在熔结合，曾从职于科技和教书工作，农艺师职称，1992年因丈夫有病提前退休。现住西安市长安南路农业局家属院一号楼二层东户。
张履谦的女儿张相如，1935年11月19日出生，曾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后因病退学，伴在母亲身边，经常给母亲诵读诗文，晚婚后生有一子，名姚铁，现在西安市电讯器材公司工作，年27岁。
张相如1993年58岁时病故。从时间上看，刘惠贤同二个儿子和女儿都在1993年至1995年相继去世，其中次子张在熔和女儿张相如都先老夫人而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张家席卷一空，张履谦遗留的官服、顶戴、书、文稿、字画、笔砚、日常衣物等全部抄走，目前已无任何遗物。
文革中深受其害的是张履谦的大儿子张在镐的四个儿子，老大张嘉琪，曾被选为飞行员，因父亲问题而未能如愿，现在西安科技大学开车。
二子张嘉林开了一家小店。
三子张嘉玮在西安市急救中心。
四子张嘉坤自购了一辆车做生意。
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子女的学习，老三张嘉玮的女儿目前已考入加拿大一所学校读书。
张履谦二儿子张在熔的一子二女还算幸运。大儿子张嘉璠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现在是副教授，在西安科技大学任教，正同他的爱人张惠梅一起攻读博士学位。
大女儿张妤玢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目前在福建省福州市一家保健品公司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英语。
二女儿张妤玫西安外语学院毕业后再度考入西北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2004年8月公派出国去英国国际政治系学习。
经过几年的调查，张履谦家族及他本人的生平有了个大概轮廓，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人已故去，又缺少资料可查，所以无法详考。据介绍说西安碑林博物馆留有张履谦的材料，但张嘉璠几度查找没有结果，也许以后会查到，那时再做补充吧。
第三章
进士之父轶事
张家不仅仅是因为张履谦中进士而影响一方，张家还有很多的可以记载的历史和人物同样为张家增添着辉煌。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张家的历史，我们用些笔墨来描述一下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先说说进士张履谦的父亲张文瓘。
张文瓘，咸丰初年（公元1850年）生人，字子玉，随父辈生活在山湾子（今敖吉山湾子）。他的父亲张殿忠，字尕卿。他的大爷张殿公，字万如，因善待乡亲，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被选中乡里饮宾，朝廷赠八品顶戴，76岁时去逝。他的二大爷张殿臣，字毅卿，祖孙五辈同居而过，兄弟之间十分友爱，因为愿意行善事，调解邻里纠纷，所以乡亲们很称赞很敬重张家的人。张文瓘小时候很聪慧，20多岁时是县上有名的优秀学生，但科考数年未中，后决意自己不在应考而专心教子用功，等待晚辈夺取功名。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发生战乱，清军统领殷树洪带兵二千多人经山湾子去热河，民众惶恐不安，有人想聚些兵丁截住打击，张文瓘竭力反对，主张好好招待接送过境，果然乡民得以安宁，此后一路各地都效仿张文瓘的做法，兵民互不相扰，人们佩服他有远见。
殷树洪的教官王庆霑挟妻子儿子和一些资财，跟着杂乱的军队行走恐怕遭到灾难，从张文瓘家启程向热河走的那天早晨他跪在张文瓘面前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行千里路，没遇着您这样忠厚可以委托的人，今天我求求你帮助我，我把妻儿老小留在你这里。”说时声泪俱下。张文瓘慷慨应下，留他们居住半年多，匪事平定些又派人护送他们回沈阳，以后十多年间书信不断，王庆霑一直表示感恩戴德。
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离敖汉不远的开鲁县失守，境内流言四起，一时间风传外蒙古要驱赶汉人。敖汉一带蒙汉杂居，听了传言便互相猜疑，起早赶晚地搬家躲避，好象大难来临似的，张文瓘对互相猜疑搬家躲避之事很忧愁，他知道驱赶汉人是谣言，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就让儿子、侄子们召集来在蒙汉中有名望的一百多人组成“蒙汉联合会”，借以联络蒙汉感情，清除流言。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民众安定下来。民国建平县知事文俊听说后很高兴，因张文瓘的办法使得一方民众社会稳定。故文俊委托四家子县丞刘铎代理联合会监事，以表重视这件事，从此蒙汉相安无事，融洽亲如一家。
张文瓘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大夫人娘家姓李，是进士张履谦的母亲，二夫人娘家姓田，两位夫人去世后，又续了一位丛氏夫人。这三位夫人都曾被朝廷封为“淑人”，这在民国年间的志书中均有记载。
张文瓘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冬77岁去世，《建平县志》中记载世人赞美他的句子：子玉授经终老，诸生树乡之望，为士作程诗书，遗泽不坠儒行，优游卒岁世有令名。
张文瓘的三子张孔大生有一子张铤建，张铤建的女儿张秀兰的儿子，张家的外甥，现贝子府镇干部李洪林曾来信讲了一件张履谦为续母丛氏拜年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现将李洪林来信录在下面：
我的太姥爷叫张孔大，是进士张履谦的亲三弟。我的姥爷张铤建，我的母亲张秀兰，现仍健在，73岁。我太姥爷的父亲即是张文瓘。他在贝子府镇郭杖子村有一处庄园，这个庄园距老宅山湾子6华里，堂号玉春堂，是张家给张文瓘盖的养老的庄园。
我的姥爷张铤建因出生后不足满月时生母病亡，正赶上张文瓘的续妻生了一个老儿子，这样就把我姥爷张铤建抱到玉春堂同小叔一起吃奶水长大，后小叔12岁夭折，因我姥爷是爷爷张文瓘和奶奶养大，张家就确立由我姥爷张铤建为他的爷爷奶奶养老送终的第一责任人。
我姥爷张铤建是1969年去世的，生前常在我家给我们晚辈讲进士拜年的故事，我觉得对于今天提倡孝敬老人是有益处的。
我姥爷张铤建说进士张履谦50岁从做官的陕西回了一次老家，此后一直未回过。这年正月，进士和我的太姥爷张孔大及一些晚辈从山湾子起身去郭杖子的玉春堂为续母丛氏拜年，张履谦和张孔大老哥俩坐四马车子从喇嘛板行至苗杖子（注：距郭杖子3华里）时即下车步行，众人不解，其它晚辈早骑马前头奔了郭杖子。
到郭杖子后张履谦、张孔大老哥俩被我姥爷张铤建迎到客厅（注：专设的一间客厅）后请老夫人端坐上位，老哥俩毕恭毕敬的行大礼拜年。之后进士张履谦问其它拜年的晚辈去了哪里。我姥爷张铤建说都拜完年出去蹓跶去了。进士说：“都给我叫回来，我要训话。”待晚辈们到齐后，进士十分严肃郑重地说：“今天就着拜年说两件事，一是怎么拜年，二是怎样孝敬老人。之后进士讲拜年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孝敬方式，应当做到毕恭毕敬，规规矩矩，体现一片忠心才对，所以我虽50岁了，和我的弟弟也在3里外下马步行，因为在父母面前我们年龄再大也是晚辈，加之苗杖子是我们的姥姥家，也是长辈住的地方，我们不能在姥姥家门前招摇过市，所以我们下车步行，而你们这些晚辈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跳跳钻钻，不成体统。这不失去拜年的意义吗？晚辈们听后深受触动。至今张家儿孙们依然很注重孝敬老人。接着又讲了第二件事，进士讲他在外做官，不能回家尽孝，要求我太姥爷张孔大和我姥爷张铤建要安排好老夫人的晚年生活和后事，做到尽忠尽孝，老人百年之后，棺木要用松木，并要请手艺高的艺人做。后来我的姥爷张铤建请了山东手艺人用100个工做了寿棺，非常讲究，是当时一流的。
张文瓘去世后，用柏木棺装殓后在空屋一直放了十多年，直到老夫人去世后才一起葬入老坟。